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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案例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裁判要旨【案例】张某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19）鲁0522刑初11号】【裁判要旨】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观明知，应当综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从业经历、客观行为等因素予以判定。【案例】宋某迎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1）冀0981刑初291号】【裁判要旨】食品经营者不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不依法查验相关凭证，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检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可以综合全案证据，推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明知。行为人只要概括知道其销售的食品存在安全隐患，无论是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还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是伪劣食品，通常都没有超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案例】谭某、陈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粤0204刑初164号】【裁判要旨】1.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在认定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观要件时，必须把握“明知”的要件。对被告人主观要素的认定，主要从以下方面综合考虑：货物来源渠道是否正当；被告人对食品的认识程度；买卖双方的成交价格、包装等；是否在有关部门禁止的情况下销售。结合陈某、谭某供述等证据，可认定两被告人明知该减肥药中有国家卫生部禁止添加的盐酸西布曲明，且进货渠道不正规，无生产日期、生产厂家、质量合格证、国家安全检验的标识，为牟利仍冒用保健品品牌简单分装后即销售，系属明知系有毒、有害食品而销售。
2.公益诉讼的管辖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案例】荆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16）京03刑终701号】【裁判要旨】1.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生产者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
（1）对于从生产现场查获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行为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掺入行为或者对掺入行为明知。
（2）对于未能查获生产现场而仅在销售领域查获了成品的，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生产者是否具有掺入行为或对掺入是否明知：一是行为人的从业经历和背景，二是行为人在生产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是否具备掺入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三是生产流程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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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销售者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根据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综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食品质量、进货或者销售的渠道及价格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但存在相反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除外：（一）长期从事相关食品、食用农产品生产、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行业，不依法履行保障食品安全义务的；（二）没有合法有效的购货凭证，且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销售的相关食品来源的；（三）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且无合理原因的；（四）在有关部门发出禁令或者食品安全预警的情况下继续销售的；（五）因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又实施同种行为的；（六）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案例】广州某泰生物科技公司、李某东、郝某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冀96刑终61号】【裁判要旨】在审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中，行为人是否明知涉案食品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定罪关键。但是，主观“明知”作为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往往不会直接表露，需借助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予以综合判定。一般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审查判断：一是，行为人在涉案食品的生产、销售各环节中发现或知晓异常时，是否放弃注意义务、如是否履行保障食品安全义务，在发出禁令或警告后是否继续生产、销售等；二是，行为人在涉案食品的生产、销售各环节是否存在反常、不合理的交易行为，如交易价格是否严重偏离市场正常价格；三是，行为人的上、下线人员对涉案食品是否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四是，行为人及上、下线人员关于涉案食品的从业经历、知识背景以及对行业惯例的了解程度等；五是，行为人案发后是否有难以解释的异常行为表现，如案后销毁涉案食品、证据等。【案例】杨某号、冯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3）鲁16刑终170号】【裁判要旨】1.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行为人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要求行为人明知销售的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认定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明知”不要求达到确知的程度，而只要达到概括性的程度即可。
2.对于主观明知，应当综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食品质量、进货或者销售渠道及价格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一是进货渠道是否正常，价格是否明显偏低；二是行为人对涉案食品有无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卫生检验合格证是否明知；三是行为人基于其长期从事相关职业的知识经验是否知道掺入食品的物质可能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是否知道食品中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案例】邓某均、符某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17）浙0304刑初108号】【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第九条的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上的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口水油”作为废弃食用油脂，属于国家卫生主管机关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质，属于刑法概念中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口水油”这一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并用于出售，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鉴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该行为，无论有无造成危害后果，均构罪。【案例】钟某本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0）闽0481刑初222号】【裁判要旨】在生产、销售“保健品”犯罪案件中，区分销售对象是食品还是药品的关键在于该产品是否“以治疗为目的”。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产品审批文号，产品说明是否规定有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等外观标识进行判断。在产品标识不明或标识与对外宣传不一致时，应按照经营者对外宣传的产品性能并结合消费者购买、使用产品的目的来确定“保健品”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经营场所和经营者的职业不是区分食品、药品的依据，不能仅以经营场所是药店或保健品店为由，直接认定案涉产品属于药品或食品，也不能仅以经营者属于食品或药品行业的从业人员径行区分认定案涉产品的类别。【案例】刘某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冀0531刑初102号】【裁判要旨】对涉案产品属于保健食品还是药品，应当结合被告人供述，综合产品标识、外观及产品说明书等方面进行判断。对行政机关出具的认定意见，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不予采信。【案例】吴某、何某兵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0）浙0212刑初688号】【裁判要旨】“口水油”中积聚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属于废弃食用油脂，应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口水油”加工食品并销售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例】吕某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19）豫96刑终24号】【裁判要旨】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物质，属于刑法第144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保健食品过程中非法添加上述物质的，依法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例】曹某东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11）济中刑终字第40号】【裁判要旨】2002年,原农业部发布第193号公告《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禁止包括克仑特罗在内的β-兴奋剂在所有食品动物中使用。2019年12月27日，农业农村部第250号公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废止了原农业部第193号公告，但仍将β-兴奋剂列为禁止使用的药品。该清单中的物质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黑名单”上的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44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添加上述清单中物质的食品动物，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例】沈某明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渝03刑终35号】【裁判要旨】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使用各类肉及肉制品加工废弃物等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用油”，对人体健康明显具有损害的，司法机关可以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案例】王某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鲁01刑终553号】【裁判要旨】赠品属于销售者为达成交易的促销或鼓励条件。赠品的成本实际上已经分摊到付费商品中，消费者为赠品支付了相应对价，因此商品交易中赠与赠品行为应当视为销售。赠品与正常商品捆绑销售，以赠品之名行销售之实的，不可将正常商品与赠品销售数额再作区分，而应以捆绑销售的整体数额认定犯罪数额，正常商品的价值属于犯罪付出的成本，无需扣除。【案例】郑某甲、郑某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13）黄浦刑初字第95号】【裁判要旨】餐厨垃圾中的废弃油脂属于非食用物质，系不能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属于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利用“口水油”等废弃油脂加工成食品并予以销售的行为，依法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案例】杨某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1）京0101刑初517号】【裁判要旨】1.在审理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中，基于刑事附带民事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对于侵权人主观过错严重，违法行为次数多、持续时间长，违法销售金额大、获利金额多、受害人覆盖面广，造成严重侵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具有其他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的，可以参照民法典、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对于认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应当以是否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食品安全潜在风险为前提，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有重大损害风险的情形，可以结合鉴定意见、专家意见、行政执法机关检验检测报告等予以认定。
2.在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涉及惩罚性赔偿金的案件，如有销售金额，则以销售金额作为赔偿数额的基数；如无法查清具体销售金额，可根据一般销售利润、市场询价方式等进行认定。对于多次流通的食品，应以最后流入消费者手中的销售价格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被查获时尚未流入消费者手中的食品不应计入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如在案证据无法认定销售金额的，则以被侵权人的损失金额作为基数。
在具体倍数的确定上，需综合考虑其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危害、对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失、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等因素，既要实现惩治功能，也要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弥补功能。应当根据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违法次数和持续时间、受害人数、损害类型、经营状况、获利情况、财产状况、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除上述因素外，具体倍数的确定一般还需考量：(1)侵权行为对消费者造成或潜在的危害程度。对经济秩序、公共利益的破坏程度，做到损害和责任相对应，对于涉及面广、受害人众多的应当适用更大的惩罚性赔偿倍数。(2)行为人违法行为的预期收益。只有违法成本远高于其违法预期收益，才能从源头上遏制食品领域侵权行为。(3)行为人的赔付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如果确定的数额远远超出了违法行为人的赔付能力和可承受能力，可能导致最终确定的数额因违法行为人难以负担而成为一纸空文。【案例】史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川07刑终107号】【裁判要旨】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属于国家卫生主管机关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品物质，且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加工食品并销售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例】李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1）川07刑终221号】【裁判要旨】将餐厨垃圾熬制成“老油”，并按一定比例与新油混合勾兑后给顾客食用。虽然锅底除使用“老油”外，还掺入一部分合格的底料，但使用“老油”后的“红汤锅”“鸳鸯锅”锅底是一个整体，锅底的销售金额均应计入犯罪金额，不应再按比例折算犯罪金额。【案例】田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川0904刑初45号】【裁判要旨】1.使用琥珀胆碱等药品或有毒化学品捕杀狗，再进行加工、销售用于食用的，属于生产、销售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论处。
2.对于已销售的部分食品因已被消费者食用，无法进行毒物成分鉴定的，亦可以根据被告人供述，结合扣押食品抽检情况，判定已销售的食品是否属于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案例】于某芳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1）鲁16刑终84号】【裁判要旨】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在目的、内容、适用对象、适用时间、违反后果方面均存在不同。刑法第37条之一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没有明确规定从业禁止的情况，换言之，人民法院判处的从业禁止主要起着补充性的作用。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行为人作出从业禁止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无须再作出从业禁止判决。【案例】刘某民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2022）冀1127刑初193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对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缓刑的被告人，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适用禁止令。对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从业禁止已有相关规定，人民法院无需再作出从业禁止判决，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从业禁止处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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